威權資本主義的嚴密管控，助中國度過重重難關，成就了經濟。但當中國需要激發下到上的民間創新活力，實現轉型升級時，威權資本主義本身，可能成為最大阻力。
近來兩場中國大型會展，可以一窺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未來。
四月底，虹橋機場旁國家會展中心的上海國際車展。今年的看點之一，是以國際大廠為主的傳統車廠絕地大反攻，取代造車新勢力成為電動車新車發表的主角，象徵著中國這個全球最大電動車市場，已是全球車廠的兵家必爭之地。
事實上，除了特斯拉，從豐田、現代、BMW、福斯，到松下、巴斯夫等跨國企業，這兩年都陸續在中國投資電動車產線，或切入鋰電池與自駕車供應鏈。豐田甚至正在中國建立一套獨立研發體系，規避中美科技戰影響。
這是中國政府最樂見的：憑藉巨大市場，吸引外資來中國建立完整的先進供應鏈，不僅擴大內需、提高經濟自主性，更強化自己在未來戰略性產業中的國際地位，把中國和全球經濟更緊密綁在一起。
緊接著，五月初，海南島海口市，中國第一屆國際消費品博覽會，吸引了路易威登（LV）在內一千多個國際高端品牌參展。這是海南省發展免稅消費天堂，打造中國夏威夷的重要平台。
對中國來說，消博會是引進全球最高端商品與服務，將經濟轉型為消費驅動模式的重要平台。
這些戰略與目標，全都寫在去年十月中共19屆五中全會發布的《十四五規劃建議稿》中，最終目標，是要「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、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」。
雙循環戰略：透過擴大開放，實現擴大內需
「所謂提升經濟自主性，絕對不是關起門來自己搞，」曾擔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的知名經濟學家余永定，接受《天下》專訪時定調。
余永定解釋，雙循環轉型的關鍵，就是透過「擴大開放」實現「擴大內需」。
改革開放之初，中國由外引進資金、技術和人才，加工製造後，出口創匯，最後投入經濟建設。這是資源與市場都不在中國的「兩頭在外」模式。這個模式，讓中國創造舉世注目的經濟成就。
但這個模式已經走到盡頭。更要命的是，美國發動貿易戰，中國出口製造業吃足苦頭，科技戰則讓依賴外國技術的中國企業，面臨生死存亡。「失敗是成功之母，但成功也可能會成為失敗之母，」余永定表示，中國經濟必須與時俱進，否則就可能陷入停滯。
閉環模式下的「再全球化」，外資是鯰魚
雖然中國經濟的目標，是更依賴內需市場與資源的成長、降低全球市場波動的衝擊，供應鏈要減少地緣政治衝突、疫情等全球危機時的斷鏈風險。但中國知道，在最先進領域，例如半導體晶片、設備，高品質藥品、食品，仍然仰賴進口。
透過擴大開放，吸引外資企業到中國建立產業鏈，供應中國內需市場，更完善消費市場，就是雙循環戰略的內涵與目的所在。
「中國正在進行『再全球化』（Re-Globalization），」曾任道瓊公司中國業務執行長，在中國工作超過三十年的安可顧問大中華區主席麥健陸（James McGregor）指出。
譬如：去年一月實施「外商投資法」，將可投資項目改成負面清單，給予外資企業國民待遇，解除合資企業持股比例限制，改善外資最在意的智慧財產權保護問題。
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市場全面開放，「永遠都是在管控下的開放，外資進來都要為我所用，對我有利，」一位長駐中國的外資金融業主管形容，這是一種「閉環模式」。
以這波擴大開放的兩大行業——汽車和金融業為例。
大陸新創企業蔚來汽車共同創辦人，現任MIH聯盟（MIH Consortium）執行長鄭顯聰指出，中國開放多家國際車廠加碼投資，顯示中國品牌掌握中國市場口味，已不怕國際品牌競爭。「外資是鯰魚，」他說，允許特斯拉在中國獨資經營，「是要刺激中國業者，看看人家是怎麼做的。」
威權資本主義，維穩勝過開放
對金融業來說，中國金融業現在最缺的能力就是財富與資產管理know-how，引進外資可優化財富管理業務。
但「如果有必要，他隨時可以再把門關起來，而且你賺到的錢不見得匯得出去，因為資本帳沒有完全開放，」外資資產管理公司高階主管直言，「錢進出可以管控是最終考量，他們一直都在想極端狀況下是否可以控制。」
控制永遠在開放之上，這是中國經濟威權資本主義的特色，同時也可說是最大矛盾所在。
2012年率先提出「威權資本主義」名詞的麥健陸解釋，這個模式的核心是國有企業。中共透過國有企業掌握能源、原物料、交通運輸、金融、電信這些戰略性行業，手握定價、資源分配、資訊物流大權，掌控全中國經濟。
另一個重要特色，中國政府可以像英美式自由放任資本主義一樣，允許、鼓勵各種創新在中國自由奔放，有時毫無限制地發展、做實驗。「等到你坐大之後，或是它們意識到風險太大，可能動搖國本時，就會收回去，」一位外資金融業主管說，螞蟻集團的命運，就是代表。
改革開放40年來，威權資本主義用高度管控、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方式，幫助中國解決一波又一波的風險與危機，讓中國崩潰論者，一再跌破眼鏡。如無意外，當前債務風險、防治污染與金融維穩攻堅戰，應該也不成問題。
國進民退，中國經濟最大隱憂
但這個威權資本主義同時也可能成為轉型升級的最大阻力，因為長期經濟活力的產生是來自民間，是一個由下到上的過程。
從40多年前開啟中國改革開放契機的家庭生產聯包責任制、八○年代起廣東加工出口業與浙江義烏小商貿的蓬勃發展，到後來的互聯網產業與最近的人工智慧，中國的創新活力與成功產業，大部份都不是政府計劃出來的，而是一連串民間創新。
中共的角色，就是改革制度容納創新，讓它們發展壯大，變成中國經濟成長的支柱。旅居英國的中國知名經濟學家，倫敦帝國理工學院客座教授許成鋼就形容，「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，是來自於把最差的制度（列寧體制），改變成沒有那麼差的制度。」
許成鋼認為，中國改革開放如果要走下去，繼續改革制度、激發民間活力是關鍵。但是，黨國壟斷資源的中國經濟體制本質不但沒變，習近平上台後更變本加厲，集中權力，升高對民營經濟的控制，強化了這個體制，正在讓民間活力遭遇逆風。
2020年九月，中共發布了一份「關於加強新時代民營經濟統戰工作的意見」文件，要求加強民營經濟人士的思想政治建設，企業家要「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，始終做政治上的明白人。」
這份文件，和過去一年來發生的螞蟻集團上市遭停、阿里巴巴共同創辦人馬雲命運未卜，打擊科技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的各種作為，都在民營企業間形成一股「國進民退」的不安氛圍，已經影響到民營企業對中國經濟未來的信心。
這股不安從一個數字可以清楚的看到。
2015年以前，民間投資一直都是中國整體投資的主力，不但成長速度高於整體投資，佔比也都在六成以上。但2016年後，成長速度斷崖式減緩，佔比更在去年滑落到55.7％的史上新低。
投資代表了企業對市場與經濟前景的信心，這個數字反映了中國民營企業顯然對未來信心不足。
麥健陸認為，集權是一把雙面刃。習近平與中共領導菁英們也許認為，嚴重的貪腐、共產黨內部的利益分化，使經濟社會愈來愈脫離掌控，以及經濟的深層矛盾，有必要透過上到下的集權、強化控制來解決，但卻很可能同時阻礙了中國民間下到上的創新活力，阻礙雙循環的實現。
這樣的氛圍會持續多久，沒有人知道，大家只知道，在習近平任內，改變的可能性不大。（責任編輯：吳廷勻）
沒有留言:
發佈留言